1995年我六岁，那年春天，爷爷说要带我们回山东老家。从吉林蛟河到山东烟台，绿皮火车哐当哐当跑了两天两夜，我扒着车窗看了一路——东北的黑土地慢慢变成山东的黄平原，光秃秃的树枝上冒出了绿芽，连空气里的味道都变了，少了东北的松针味，多了点土腥气。
我揣着奶奶给的五毛钱，在火车上买了袋橘子味硬糖，含在嘴里甜滋滋的。东北的小伙伴、村东头的小河、果园里的大黄狗……那些熟悉的东西，好像都被火车甩在了身后，心里全是对“老家”的新鲜劲儿。
山东老家在一个叫“野头”的村子，土坯墙围着一排排瓦房，村口有棵老槐树，粗得要三个大人合抱。爷爷排行老二，村里还有三爷爷和四爷爷，两家的孩子跟我差不多年纪，见面没半天就混熟了，领着我去村西头的麦场打滚，去村东头的池塘摸蝌蚪，嗓门亮得能惊飞树上的麻雀。
那年秋天，我直接上了村幼儿园的中班。我穿着从东北带来的大花袄，怯生生地站在门口，老师笑着拉我进去，说：“飞飞进来啊”老师是我三爷爷家的二儿媳妇，也是我的婶子！
老家的日子比东北清苦。东北的瓦房亮堂，老家的土坯房矮墩墩的，窗户糊着纸，风一吹哗啦啦响。最不方便的是没电灯，晚上就靠煤油灯照亮，灯芯一跳一跳的，把人影投在墙上，忽大忽小。想看电视得去村东头的发小家《西游记》一放，孙悟空的金箍棒刚亮出来，屋子里的小孩就嗷嗷叫，比过年还热闹。
1996年暑假，我七岁，迷上了武侠剧。每天下午两点半，电视台准时放《碧血剑》，袁承志的金蛇剑一出鞘，我就攥着拳头跟着紧张。可那年夏天的一个周二，我蔫了——那时候电视台有规矩，周二下午检修，屏幕上全是花花绿绿的条纹，没节目。
那天格外热，太阳把院子里的地面晒得发白，知了在老槐树上叫得人头疼。爷爷奶奶去地里除草了，我吃完奶奶早上蒸的玉米面窝头，困得眼皮打架。屋里的炕连着灶台是热乎的，根本躺不住，我就把堂屋那张掉了漆的木桌放倒，铺上爷爷装化肥用的蛇皮袋，开着门通风，蜷在上面就睡着了。
迷迷糊糊中，感觉有人进了屋。
不是奶奶的脚步声，也不是爷爷的，是很轻的、拖着脚的声音。我想睁眼，眼皮却重得像粘了胶水，只能在梦里“看见”——一个穿蓝布对襟褂子的老人，裤腿卷到膝盖，脚上是双黑布鞋，跟赵本山小品里的农民一个打扮。可他没有头，脖子那儿空荡荡的，就那么弯着腰，好像在看我。
梦里的我没觉得怕，就觉得奇怪：这人谁啊？大人不在家，他进来干啥？我想喊，嗓子像被堵住了，想动，身子像被捆住了。直到院门口传来奶奶的声音：“飞飞，醒了没？给你带了甜杆！”
我“腾”地坐起来，浑身的汗把蛇皮袋都浸湿了。屋里空荡荡的，哪有什么人？奶奶举着根甜杆走进来，笑着说：“咋睡出一头汗？做噩梦了？”我摇摇头，把梦里的事忘得差不多了，抓起甜杆就啃，甜汁顺着嘴角流到脖子上，凉丝丝的。
那天晚上，我被尿憋醒了。农村的厕所不在屋里，是院子西南角用砖头垒的，左边的大坑养着鸡和猪，右边的小坑才是茅厕，黑黢黢的，墙头上爬满了牵牛花。
我拎着爷爷给我做的小马灯，哆哆嗦嗦地推开院门。刚走到厕所门口，就看见里面站着个黑影。
是个大人的影子，直挺挺地立着，没有头。
“啊——！”我手里的马灯“哐当”掉在地上，转身就往屋里跑，嗓子喊得劈了叉，“爷爷！奶奶！有怪物！”
屋里的灯“突突”地亮了，奶奶披着衣服冲出来，一把把我搂在怀里，我死死攥着她的衣襟，眼泪鼻涕糊了一脸：“厕所……厕所里有人！没头！”
奶奶拍着我的背，一个劲地说：“不怕不怕，爷爷去看看就没事了。”可我浑身抖得像筛糠，耳朵里全是自己的心跳声，还有爷爷在院子里的脚步声、呵斥声。
过了没一会儿，爷爷回来了，脸上的怒气消了不少，蹲下来摸我的头，粗糙的手掌蹭得我脸颊痒痒的：“没事了没事了。摸摸毛，吓不着；摸摸耳，吓一会儿。”
“是……是啥啊？”我哽咽着问。
奶奶叹了口气，说：“是你太爷爷。他知道咱回来了，来看看重孙子。”
爷爷装了袋旱烟，烟袋锅在煤油灯上亮了一下：“你太爷爷想看看你。怪我，回来这么久，还没带你去看看他。”
第二天一早，爷爷带我去村头的小卖店，买了黄纸、香和一挂小鞭炮。他把黄纸裁成方块，用铜钱压出印记，说这是给太爷爷的“钱”。然后领着我往南山走，山路坑坑洼洼的，长满了野草，爷爷走得稳，我跟在后面，时不时被石头绊倒，他就停下来等我，伸手拉我一把。
太爷爷的坟在南山的半山腰，没有墓碑，就一个小土堆，前面长着几丛野菊花。爷爷把黄纸点燃，火苗“噼啪”响，烟雾打着旋儿往上飘。他让我跪下，磕三个头，说：“爸，这是你重孙子，我带来看你了。”
回家的路上，爷爷才跟我说了太爷爷的事。
1943年，日本鬼子进村，太爷爷当时是村里的保长，为了护着村民藏起来的粮食，跟鬼子硬顶。被打了三枪，最后还被砍了头，尸体是乡亲们趁着夜色偷偷埋的，连个全尸都没留。“那时候你太爷爷才四十多，”爷爷的声音有点哑，“他最疼孩子，要是活着，见了你肯定得把你架在脖子上。”
我这才明白，梦里那个没头的老人，厕所里那个黑影，为什么穿着蓝布褂子——那是太爷爷生前常穿的衣裳。他不是来吓我的，是想看看这个从东北回来的重孙子，看看他用命护着的家，后来人丁兴旺的样子。
可从那以后，我再也不敢半夜去院子里上厕所了。奶奶找了个小尿桶，放在屋里的角落，我宁愿憋着，也得等天亮了才敢出去。有时候晚上起夜，迷迷糊糊中总觉得窗户纸外面有个影子，弯着腰，好像在看屋里亮着的煤油灯，我就赶紧把头蒙进被子里，心里默念：太爷爷，我知道是你，你早点回去吧，我明天就去给你烧纸。
直到2005年我去县城读高中，每次回老家，晚上上厕所还得拉着爷爷陪我。他总是笑着骂我：“多大的小子了，还怕你太爷爷？他疼你还来不及呢。”可骂归骂，还是会披上衣服，拿着手电筒，站在厕所门口等我出来。
后来老家通了电，安了电灯，亮堂堂的，比煤油灯舒服多了。发小家的黑白电视换成了彩电，《碧血剑》早就不播了，可我总想起那个周二的下午，躺在放倒的桌子上，看见那个没头的老人弯腰看我的样子——他的蓝布褂子上，沾着南山的黄土，带着点野菊花的香。
爷爷说，人这一辈子，就像地里的庄稼，一代护着一代。太爷爷护着乡亲，爷爷护着我们，等我长大了，也得护着这个家。而那些走了的亲人，其实从没离开，他们就在风里，在雨里，在我们看不见的地方，悄悄看着家里的灯火，看着日子一天比一天亮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