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89年11月3日，我出生在吉林省蛟河市的一个小山村。记忆里的老家总飘着柴火味，一排大瓦房坐落在村子中央，两扇厚重的木门上钉着铜环，推开时会发出“吱呀”的声响，像位老人在叹气。村东头有条小河，河南是望不到头的庄稼地，河北是黑压压的森林，春天开遍野花，秋天落满松针，是我童年里最鲜活的背景。
那时候家里日子过得扎实。爷爷带着几个儿子侍弄果园和菜园，园子里的苹果熟了能堆半屋，白菜窖能存到开春。爷爷最宝贝的是条大黄狗，油光水滑的，白天跟着他巡园，晚上就趴在果园的窝棚前，只要有生人靠近，立马竖起耳朵低吼，聪明得像个能听懂话的孩子。
1990年的秋天来得早，刚十月就下了场霜，清晨的炕沿都带着冰碴。那天天还蒙蒙亮，奶奶迷迷糊糊地抱我起来把尿，指尖触到我大腿内侧时，顿了一下——那里有条红红的带状印子，大拇指粗，筷子长，像谁用红绳勒过。
“许是压着了。”奶奶嘟囔着把我放回炕头，掖了掖被角，倒头又睡。可没等她眯实，突然一激灵坐起来，连鞋都没穿就扑到炕边，扒开我的裤子一看，魂都吓飞了——那红印子缩成了筷子头那么细，颜色却深得发暗，而我闭着眼，呼吸微弱得像风中的烛火，怎么叫都没反应。
“快来人！孩子要没了！”奶奶的哭喊声撕破了清晨的宁静。爷爷披着棉袄从西屋冲过来，父亲和四叔也从东屋跑出来，一家人手忙脚乱地把我裹进小棉被里。
村里的诊所离得不远，可村医扒开我眼皮看了看，又摸了摸我的手脚，脸唰地白了：“快送县医院！我这儿看不了！”
那时候村里没车，最近的拖拉机在邻村，等不及了。父亲二话不说把我抱起来就往村外跑，四叔紧随其后。从村里到县城有二十多公里路，全是坑坑洼洼的土路，父亲跑累了就递给四叔，四叔喘得接不上气了再换回来。东北的秋晨刮着“嗷嗷”的风，吹得人骨头缝都疼，可他们愣是没停，怀里的小棉被裹得严严实实，生怕我再受一点凉。
等赶到县医院，已经是上午十点多。医生检查完，摇着头对跟来的爷爷说：“不行了，孩子都凉透了，救不了。”爷爷急得直跺脚，突然想起什么，转身就往隔壁的敬老院跑——他认识那里的院长，是年轻时一起扛过活的老兄弟。
后来听奶奶说，爷爷在敬老院门口差点给院长跪下。院长跟着他跑回医院，拍着胸脯跟医生保证：“不管咋样，先救救孩子！出了事我担着！”医院这才松了口，把我推进了手术室。
那一天一夜，父亲和母亲守在手术室外，爷爷蹲在医院门口抽旱烟，烟袋锅敲得石头地“当当”响。四叔在走廊里坐了一夜，烟一根接一根地抽，天亮时地上的烟头堆成了小山。直到第二天上午，手术室的门终于开了，医生说：“命保住了，但能不能挺过后续的感染，还得看孩子自己。”
我在医院住了一个多星期，全家人轮着班守着。父亲每天跑出去给我买小米粥，母亲总握着我的小手掉眼泪，四叔就趴在床边打盹！
等我能出院时，身上的针眼密密麻麻，整个人瘦得像只小猫。回家的路上，爷爷一路没说话，进了村直奔果园，刚到窝棚前就“咚”地蹲在地上——大黄狗趴在窝棚门口，身子都硬了，肚子瘪得贴了脊梁骨。
它是饿死的。
果园里有存着的玉米，村里也有不少人家会喂狗，它只要想找食，怎么都饿不着。可它就守在那儿，一动不动，直到断气。爷爷抱着狗僵硬的身子，这个一辈子没掉过泪的庄稼汉，哭得像个孩子。
从那以后，爷爷定了条规矩：咱家这辈子不准养狗。他说，那狗是替我死的，它守着果园，就像守着我这条小命，没等到我回家，它不肯走。
出院后，家里的日子慢慢回到正轨。父亲和四叔继续侍弄庄稼，奶奶每天给我熬小米粥补身子，爷爷却总对着果园的方向发呆。没过多久，他把果园交给四叔打理，自己搬去了村头的老房子，说是离狗的坟近点。
1992年的春天，苹果花刚开，父亲和母亲分开了。母亲收拾行李走的那天，我扒着门框看她，她回头冲我笑了笑，眼里有泪，却没再抱我。从那以后，我再没见过她。
奶奶说，人这一辈子，就像地里的庄稼，有的能顺顺当当结果，有的就得遭点虫害、挨点霜冻。我能活下来，是家里人用命换来的，也是那条大黄狗用忠诚换的。
后来我长大了，大腿内侧的红印子早就淡得看不见了，可每次回老家，路过果园那片地，总觉得有个毛茸茸的影子在不远处蹲着，尾巴轻轻摇着，等我喊它一声“大黄”。
只是爷爷再也没养过狗。他说，好狗通人性，不能再让它们为咱操心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