后元二年（前87年）春，长安未央宫的铜钟还没来得及敲响暮春的节律，汉武帝刘彻的气息便散在了龙榻上。
当驿卒快马把“上崩于五柞宫”的消息送到燕国蓟城（今北京）时，燕王刘旦正坐在东宫的漆案前，摩挲着案上那枚刻着“燕王玺”的玉印。
这枚印玺陪了他十九年，从十七岁受封燕王起，他便望着长安的方向，等着一枚更重的印玺。
刘旦是武帝第三子，母为李姬。他自小便不是安分的皇子：读《春秋》能断大义，习骑射可挽强弓，更爱招揽天下宾客，蓟城的客舍常年住满游士、方士与剑客。
武帝曾对左右说“旦有武略，类我”，可这份“类我”的特质，偏偏撞上了西汉宗室最敏感的“长幼有序”与“储位定夺”。
征和二年（前91年）的“巫蛊之祸”是第一个转折点。太子刘据被逼自杀，储位空悬，武帝的儿子们突然看到了机会。当时次子刘闳早逝，刘旦成了在世皇子中最年长的一个。
按照古法“立嫡以长”，他觉得自己理应是太子的不二人选。可武帝晚年偏爱钩弋夫人所生的幼子刘弗陵，嫌刘旦“性刚，好揽权”，不仅没立他为储，反倒在他上书“愿入宿卫长安，备不虞”时，怒斥其“欲夺太子位”，还削了燕国三个县的封地。
那一次斥责像一盆冷水，却没浇灭刘旦的野心。他退回蓟城，表面上收敛锋芒，暗地里仍让宾客打探长安动静。
直到后元二年武帝驾崩，辅政大臣霍光、金日磾等人奉遗诏，立八岁的刘弗陵为帝（汉昭帝），刘旦的不满终于冲破了伪装。
昭帝即位的玺书送到燕国时，刘旦捧着那封封泥完好的诏书，却当着使者的面冷笑：“玺书的封套比往常小，长安定是出了变故，这皇帝未必是真的。”
他当即派郎中令张胜率人赶赴长安，一边假装吊丧，一边探查宫廷虚实；又让谒者（侍从官）孙纵之、寿西长等人，联络宗室中同样对现状不满的人——中山哀王之子刘长、齐孝王之孙刘泽，约定里应外合。
刘旦在蓟城的动作越来越大胆：他伪造武帝遗诏，称“朕在时曾许旦参与政事，今霍光等壅蔽，不令旦知”，在燕国境内散布“昭帝非武帝子，乃霍光私养”的流言；又征调燕国的骑兵、步兵，在蓟城南郊操练，还让工匠打造兵器、缝制旌旗，甚至把自己的宫殿改名为“明光宫”，那本是长安皇宫的名字。
刘泽在齐地（今山东）也同步行动，他计划刺杀青州刺史隽不疑，趁乱占领齐地，与燕国形成呼应。
可隽不疑是西汉有名的能吏，早察觉齐地宗室异动，派手下暗中监视。
就在刘泽准备动手的前夜，隽不疑的人闯入他的府邸，搜出了与刘旦往来的密信，这场酝酿了半年的谋反，还没来得及点燃战火，便泄了底。
案件很快报到长安，霍光看着案上的供词，眉头拧成了结。
昭帝刚即位，朝堂根基未稳，若严惩刘旦这个“皇长兄”，恐引发其他宗室恐慌；可若轻饶，又怕助长谋反之风。他与金日磾、上官桀等辅政大臣商议了三日，最终定下了处理方案：
首恶刘泽、孙纵之等二十余人，以“谋反大逆”罪处死，暴尸街头，警示天下；中山王刘长因“被胁迫参与，未实际动手”，免死削爵，流放汉中郡；对于核心人物刘旦，霍光以“昭帝念及手足之情，不忍加诛”为由，只下了一道诏书斥责：“旦为兄不悌，惑于流言，擅兴兵甲，然朕幼，念骨肉之亲，赦旦罪，复燕国封地。”
蓟城接到诏书时，刘旦正坐在明光宫的殿上，等着刘泽的捷报。当他读完诏书，手中的玉圭“当啷”掉在地上。他以为自己必死无疑，却没想到霍光竟放了他一马。
可这份侥幸，并没有让他收敛。他对着长安的方向叩首谢恩时，眼底的野心却没熄灭：这一次没成，总有下一次。
燕王这场首次谋反，像一场没下透的雨，暂时浇灭了表面的动荡，却在地下埋下了更深的隐患。
霍光通过处理此案，巩固了辅政权威；昭帝虽年幼，却因“赦免兄长”的举动，赢得了宗室的好感。
唯有刘旦，在蓟城的宫殿里，继续招纳亡命之徒，等待着下一个机会。
他不知道，八年后，当他再次参与上官桀的谋反时，霍光不会再给他人情，而燕国的霜雪，终将埋了他的性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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