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把那双带血的童鞋塞进她手里，巷子那头的哭声一下就没了。巡逻队从另一条路过去，铁皮棚子被风吹得哗啦响。阿秋低头看了眼鞋，手指在鞋面上蹭了下，抬脚就把鞋塞进大衣内袋。一句话没说，转身往北四川路走。
天快亮了。我们贴着墙根走，她鞋跟轻得几乎没声。我手腕还在流血，布条湿透，每走一步都像有铁丝在里面搅。她突然停住，从包里掏出眉笔和口红，撕了块裙角，沾了点硝烟灰混进口红，调出一坨暗褐色的膏。
“低头。”她说。
我靠着墙蹲下。她一只手托住我的手，另一只用眉笔顺着旧伤描黑边，指尖把膏拍进皮肤。烧伤得有层次，破皮的地方要露红肉，边上还得有点焦屑。她手稳得很，可我抬头时，看见她指节发白，笔尖在耳后顿了一下。
“十五分钟一班。”她低声道，“下一轮还有七分钟。”
我点头，喉咙发干。她继续画，笔尖划过耳后那块胎记——小时候弟弟总拿铅笔描，说像枫叶。她手一抖，眉笔拉出一道斜线，立马用指腹抹开，假装是裂口。
“好了。”她退半步，“别说话，走路拖着左腿。”
北四川路医院的铁门在雾里泛青。两个卫兵在岗亭前低头点名册。阿秋整了整护士帽，走上前，掏出一张盖着特高课印的协查令。声音不高，字咬得清：“送审没过的犯人，渡边医生要亲自处理。”
卫兵抬头看我一眼。我弯着腰，右手耷拉，左手按肚子，嘴里哼哼唧唧。他皱眉，伸手要查军牌。阿秋不动声色撩起袖子，露出锁骨下的樱花刺青。卫兵眼神一滞，摆手放行。
走廊里一股消毒水混着烂肉的味。我们穿过门诊，拐进窄楼梯往下。门禁要指纹，阿秋从耳坠后揭下一片胶膜，贴上去。门开了。
观察窗嵌在铁门上方。我凑近，胃猛地一缩。手术台上绑着个男人，身上全是冻烂的疤，关节插着管子，往里灌冷液。墙上钉着七张照片——断指、冻脚、眼球结冰，每张底下标着编号和日期。渡边隆二站在边上，右手是铁手，狼牙戒指敲着记录本。
阿秋贴我背后，声音压得几乎听不见：“拍完就走。”
我从袖里滑出相机，藏在掌心。卫兵在走廊尽头换岗，脚步远了。我屏气，对着窗口连按三下。底片卷进镯子夹层，玉镯发烫，裂缝又崩开一点，血顺着指缝滴到地上。
铁门突然从里面推开。
一个穿白大褂的日本女护士进来，抱了摞文件。她扫了我们一眼，忽然盯住我脸。我立刻低头，装抽搐。她没走，绕到我侧边，眼睛死死钉在耳后。
我听见她呼吸变了。
“你……”她声音发抖，“你弟弟……1937年在南京失踪，叫陈砚秋——你还记得吗？”
我整个人僵住。
阿秋一步跨到我前面，手已经摸上鞋跟。那护士猛地拔枪，枪口对准我眉心。阿秋旋身，鞋跟狠狠砸她手腕。枪响，子弹擦过阿秋左耳，翡翠耳坠崩掉一角，碎片落地，清脆一响。
“走！”阿秋拽我往后退。
我踉跄转身，眼角瞥见护士办公室门没关严。桌上摊着张1937年南京地图，红圈圈出一栋老宅，边上铅笔写着个“陈”字。我认得——我家祖屋，我妈死在那儿。
我们冲进楼梯间，阿秋反手关门，钢丝卡住锁舌。她喘着，左手捂耳朵，血从指缝往外渗。我靠墙站着，手腕裂口又裂开，玉镯烫得像烧红的铁。
“她是谁？”阿秋问。
我摇头。
“你耳后的胎记……跟她有关？”
我没答。脑子里全是妈临死前那句话：“砚秋要是活着，一定会回来找你。”
阿秋盯着我，忽然从大衣里掏出那双童鞋，举到我眼前。鞋面沾血，内衬还留着小脚印。她声音低下去：“你给我的时候，不是为了救她。”
我抬头。
“你是想让它替你说话。”她说，“替那些没跑出去的孩子。”
我接过鞋，指尖碰到内袋一块硬东西——赵连长用炮弹壳刻的“代我活下去”。我原想着以后有用，就塞在鞋垫里了。
楼上传来急脚步，夹着日语吼叫。阿秋快速拉了下枪膛，只剩一发。她把枪塞我手里：“你走东边管道，我能拖住。”
“那你呢？”
“照片得送出去。”她看我手腕，“你撑不了第二次。”
我摇头：“一起走。”
她冷笑，抬手把碎掉的耳坠扔进通风口。“你以为我还怕这个？”
脚步逼近，铁门被撞。她退到转角，枪口对准楼梯。我抓住她胳膊：“山田惠子……刚才说的名字，是我弟弟。”
她一愣。
“她认出我……说明他可能还活着。”
阿秋盯着我，忽然伸手抹掉我脸上血和膏，露出耳后胎记。她从兜里摸出半截铅笔，在鞋底写下“南京陈宅”，塞进我包夹层。
“那你更得活着出去。”她说。
铁门被撞开，第一枪打在墙上。阿秋抬手还击，枪声在窄道炸开。我启动空间，玉镯一烫，裂纹像被谁撕着往小臂爬，疼得我跪下。
我咬牙爬起，钻进管道。身后又是一枪，接着是人倒地的声音。我没回头。
出口在医院后巷，晨光刺眼。我跌出来，靠墙喘。包里的镯子还在烫，耳坠碎片卡在鞋底，每走一步，咯吱响一下。
我掏出那双童鞋，鞋底的字，已经磨掉一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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