绿皮火车发出“哐当、哐当”的声响，载着满满一车厢人的梦想，还有汗味、泡面味和脚臭味。
我缩在硬座的一角，紧紧抱着怀里那个洗得发白的帆布包。包里是我爹妈凑出来的全部家当——三十七块六毛钱，还有全国粮票。这是我的船票，通往一个叫“未来”的地方。
“来，小安，吃个鸡蛋。”
一只黝黑粗糙的手伸过来，手里是一个还带着热气的煮鸡蛋。是王哥。
王哥是我们村出去的能人，大名叫王建国。据说在城里的大厂子混得风生水起。这次他回乡探亲，是我爹托了七大姑八大姨的关系，才请他把我带出来见世面的。
“王哥，我不饿……”我有些不好意思地推辞。
“客气啥！”王哥把鸡蛋硬塞进我手里，顺势在我旁边的空位坐下，蒲扇大的手掌在我背上拍了拍，“出了门，哥就是你亲哥。以后跟着我，保管你顿顿有肉吃！”
他的声音洪亮，带着一股不容置疑的自信。
“到了厂里，哥给你安排个轻省活儿。厂里有食堂，白面馒头管够。晚上还有电影看，周末能去城里逛百货大楼……比在村里刨土强一百倍！”
他描绘的每一个字，都像一颗颗糖，砸进我心里，甜得发齁。
我用力剥开蛋壳，蛋白光滑，蛋黄喷香。我小口小口地吃着，仿佛已经尝到了未来生活的滋味。
火车“哐当”了一天一夜，终于在第二天中午，在一阵长长的鸣笛声中缓缓停下。
“省城到了！”
王哥一把拎起我的包，另一只手拽着我，随着人潮往外挤。
我第一次见到这么大的火车站。高得望不到顶的穹顶，四面八方涌来的人，空气里全是陌生的口音和焦急的脚步声。我像一棵被拔出泥土的秧苗，被扔进了洪流，瞬间就找不着北。
“跟紧了，别走丢！”王哥的声音在前面响起。
我们好不容易挤出出站口，刺眼的阳光和喧嚣的热浪扑面而来。广场上人山人海，到处是举着牌子接站的人。
王哥把我拉到广场边一个巨大的圆形花坛旁，让我站好。
“小安，你在这儿等我。”他抹了一把头上的汗，表情严肃起来，“城里不比咱家，进厂得找关系、打点门路。你把钱和粮票都给我，我去找我那哥们儿办手续。你个小孩家家的，身上带这么多钱不安全。”
我没有一丝怀疑，立刻从内衬口袋里掏出那个用手帕包了一层又一层的钱和票，郑重地交到他手上。
王哥熟练地把钱揣进兜里，又指了指不远处，出站口正上方那个巨大的圆形时钟。
“看见那大钟没？你就在这花坛边上等着，哪儿也别去。我办完事，马上就回来接你。快得很！”
“嗯！”我用力点头，心里充满了感激。王哥真是个好人，什么事都替我考虑到了。
他转身，高大的背影很快就汇入了涌动的人潮，消失不见。
我站在花坛边，看着那个大钟。
时针指向十二点。阳光正好，暖洋洋的。我心里盘算着，等王哥回来，我们就能去工厂了，晚上或许就能吃上他说的肉包子。
时针指向三点。广场上的人少了一些，太阳也开始偏西。我有点渴，但不敢离开去买水，怕王哥回来找不到我。他肯定是被事情绊住了脚，城里人办事，手续多。
时针指向六点。天色暗了下来，广场上的灯一盏盏亮起。肚子饿得咕咕叫。我攥紧了王哥临走前塞给我的一张纸条，上面是他写的工厂地址。他说万一有事，我可以照着地址找过去。这让我心里踏实了不少。
时针指向九点。晚风吹来，带着凉意。接站的人潮早已散去，广场上变得空空荡荡。偶尔有几个晚归的旅客，拖着箱子，脚步匆匆。我的心一点点往下沉。
我一遍又一遍地看那个地址，手心的汗把薄薄的纸条都浸湿了，上面的字迹开始变得模糊。
焦虑，像一只无形的手，紧紧攥住了我的心脏。
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。
大钟的时针，终于和分针在十二点的位置重合。
午夜的钟声仿佛在广场上空敲响，但四周安静得只能听见风声。
广场上最后几个游荡的身影也消失了。只剩下我，还有一个在远处扫地的清洁工。
冷风穿过我单薄的衣衫，吹得我一哆嗦。我抱着胳膊，看着那个巨大的、空无一人的出站口，又看了看手里那张几乎看不清字的纸条。
饥饿和寒冷，像两条毒蛇，啃食着我的身体。
而比这更难受的，是一种巨大的、空洞的茫然。
王哥不会回来了。
我被扔下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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