01东海布衣与广川硕儒
汉武帝建元初年，长安未央宫的廊柱上还刻着窦太后推崇的《道德经》章句，朝堂议事时，大臣们仍习惯性以“黄老言”开篇。
彼时的儒术，尚是民间私学里的“边缘之学”。
而东海郡薛县的盐碱地旁，四十余岁的公孙弘正赶着半瘦的猪群，粗麻布衫上结着盐霜与猪粪，手里却攥着片磨旧的竹简。
这个早年因家贫被继母逐出门庭、靠放猪维生的汉子，前几日路过乡学，听见胡毋生讲授《春秋?公羊传》中“大一统”之语，竟立在窗下听了半日，直到暮色漫过田埂。
当晚，他卖掉半群猪，换得一捆竹简、一方残墨，在猪圈旁搭起矮棚，就着月光抄录经文。竹简边缘被他的指腹磨得发亮，竟似要把半生困顿都刻进字里。
同一时刻，广川郡（今河北景县）的董氏书斋内，烛火彻夜未熄。董仲舒正伏在案上批注《公羊春秋》，案边堆着的简牍高过膝头。
父亲为让他专心治学，曾在书斋外修了座栽满桃杏的花园，可他自束发受书以来，三年未曾踏入园中半步。
有次仆人端来粟饭与酱菜，他目光黏在简牍上，竟错把砚台里的墨汁当酱，蘸着饭粒送进嘴里，嚼了半晌才喃喃道：“今日酱味怎这般涩？”
这般痴迷，让他二十岁便成了郡中“儒宗”，门下弟子多到需“次相授业”——先由亲传弟子讲经，再由弟子之弟子复述，许多求学者终其一生，也只远远见过他伏案著述的背影。
02贤良对策
建元元年，汉武帝初登大宝，欲挣脱窦太后的黄老桎梏，下旨“举贤良文学之士”。
公孙弘攥着地方官举荐的文书，踩着寒霜踏上西行之路。
彼时窦太后虽退居长乐宫，却仍掌控朝政，朝堂上的御史大夫赵绾、郎中令王臧因推崇儒术被罢官，儒派正处于低谷。
公孙弘在对策中直言“仁政当先减赋”，虽凭扎实的经学功底被擢为博士，却在出使匈奴时，如实汇报“匈奴兵强马壮，未可轻伐”。
这番话戳破了武帝“开疆拓土”的急切心思，也引来了黄老派大臣“妄议兵事”的弹劾。
没过三月，公孙弘便托病辞官，揣着博士印信回到东海，重新拿起赶猪的鞭子，只是棚里的竹简，比往年又多了几捆。
这一退，便是十年。元光元年，窦太后病逝，武帝终于得以推行“崇儒”之志，再次下诏举贤良。六十岁的公孙弘鬓发已白，却仍被郡县举荐。
这次他改了对策策略：开篇引《春秋》“君使臣以礼，臣事君以忠”，既守儒者本分，又暗合武帝“强化君权”的需求；继而提出“因能授官，赏罚分明”，建议裁撤冗余官吏、减轻徭役——这般“务实儒术”，让武帝在百余份对策中反复翻看他的卷子，最终朱笔圈定“第一”。
入宫觐见时，公孙弘身着洗得发白的儒服，举止却从容不迫，武帝望着他虽苍老却清亮的眼睛，叹道：“昔年吕尚七十遇文王，今公六十辅朕，真儒者之器也！”当即任命他为左内史，掌京畿之地的民政。
董仲舒正是在此次对策中，留下了“天人三策”的千古绝唱。当武帝问“大道之要，至论之极”时，他伏地叩首，声音穿透朝堂：“臣闻天之所大奉使之王者，必有非人力所能致而自至者，此受命之符也。”
先是提出“天人感应”——君主若施暴政，上天便会以灾异警示；再言“大一统”，直言“诸不在六艺之科、孔子之术者，皆绝其道，勿使并进”；最后建议“兴太学，置明师，以养天下之士”。
这番话如惊雷滚过朝堂，黄老派大臣脸色骤变，武帝却抚着御案沉吟良久，虽未立刻下诏“罢黜百家”，却将他留任为江都相，派去辅佐素有“勇力”之名、曾暗怀反心的易王刘非，这既是重用，亦是考验。
03不同的儒者担当
公孙弘在左内史任上，直面的是京畿豪强兼并土地的沉疴。当时长安周边的豪强，如平阳侯府家奴，竟占了渭水沿岸千亩良田，流民只能在盐碱地掘草根为食。
公孙弘没有直言弹劾，而是引《春秋?哀公十二年》“用田赋”之典，奏请武帝推行“限田令”：“诸侯王公列侯，名田皆无过三十顷；富商大贾，毋得占田过十顷。”
他还亲自带人丈量豪强土地，将数据逐一呈给武帝。既未直接冲撞权贵，又让武帝看清了民生疾苦。
最终，武帝虽未彻底推行“限田令”，却下令“迁豪强于茂陵”，缓解了京畿矛盾。
元朔五年，武帝力排众议，打破“非列侯不得为相”的汉家旧制，任命公孙弘为丞相，还封他为平津侯。
这位从猪棚里走出的儒者，成了汉代首位“布衣丞相”。
他任相后做的第一件大事，便是奏请设立“博士弟子员”制度：“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，复其身；太常择民年十八已上，仪状端正者，补博士弟子。”
这一制度，让儒术从民间私学变为官方教育。博士弟子经考核合格者，可任郎中、文学掌故等职，无数寒门子弟自此有了“读书入仕”的通道。
后来这一制度不断完善，弟子数从五十人增至数百人，成为后世科举制的雏形。
只是公孙弘的“务实”，常被视为“曲谏”。
一次武帝欲修“柏梁台”，需耗费百万钱，公孙弘先叩首称“台成可显大汉威仪”，继而话锋一转：“今关中饥民尚多，修台需征民夫十万，耗粮三百万石，恐民有怨。”
武帝听罢，默然良久，终是罢了修台之议。这般“先顺后谏”，让董仲舒颇为不齿，曾在私下对弟子说：“弘以儒术阿谀君主，失孔门‘直道’之训。”
可公孙弘却对人言：“朝堂非书斋，直言虽易，却难成事。若因言获罪，何谈推行儒术？”
董仲舒在江都相任上，走的却是“刚直行道”的路。易王刘非见他来赴任，故意设宴问：“昔者吴王濞反，以‘清君侧’为名，公以为何如？”这话暗藏杀机，若答得不妥，便会被扣上“谋逆”的罪名。
董仲舒却端起酒盏，从容道：“《春秋》之义，君为臣纲，父为子纲。吴王濞背主谋逆，虽有借口，终是乱臣贼子。诸侯当守藩屏之责，岂敢窥伺神器？”
刘非听罢，手中的酒盏晃了晃，终是不敢再提反事。此后董仲舒在江都推行“仁政”，劝农桑、兴学校，竟让素来难治的江都郡“路不拾遗”。
可这般刚直，终究引来了忌惮。公孙弘任御史大夫后，见董仲舒在郡中声望日隆，且常直言批评朝政，怕他入朝后动摇自己推行的“务实儒术”，便向武帝奏请：“胶西王刘端素好儒学，董仲舒乃当世儒宗，可任胶西相，辅王治学。”
武帝不知其中缘由，欣然准奏。可胶西王刘端是出了名的暴君，此前三任国相皆被他构陷致死。
董仲舒到任后，仍以《春秋》为治郡准则，刘端虽恨他“多管闲事”，却因他“天下儒宗”的声望，不敢轻易加害。
董仲舒在胶西待了三年，见刘端日益暴虐，深知久居必祸，便以“老病”为由辞官，回到广川老宅。
退隐后的董仲舒，将半生所学倾注于《春秋繁露》。这部著作共十七卷、八十二篇，在《基义》篇中提出“君为臣纲，父为子纲，夫为妻纲”的“三纲”之说，在《举贤良对策》中完善“仁、义、礼、智、信”的“五常”之道，首次将儒家伦理与阴阳五行学说结合，构建起“天人合一”的哲学体系。
儒术自此不再是单纯的“治国之术”，而成为统摄宇宙、社会、人伦的“正统思想”。
即便闭门著述，他仍影响着朝堂：武帝每逢重大决策，如是否征伐大宛、是否修改历法，都会派使者带着锦帛，到广川询问他的意见。
只是董仲舒的“直言”本性难改。元狩元年，辽东高庙失火，他认为这是“上天警示武帝穷兵黩武”，便写下《灾异之记》，直言“今陛下征匈奴、伐南越，民力耗竭，故天示灾”。
此文被主父偃所得，献予武帝。武帝震怒，召集群臣议罪，险些将他判处死刑。虽最终因“儒宗声望”免死，董仲舒却自此闭口不谈“天人感应”，只在书斋中修订《春秋繁露》，将未竟的思想，都刻进了竹简深处。
04双星辉映
元狩二年冬，公孙弘病逝于丞相任上。临终前，他强撑着病体，写下最后一道奏疏，恳请武帝“罢盐铁专卖之法，宽流民赋税，使民得安其业”。
武帝捧着奏疏，见字迹已显颤抖，却仍一笔一画写着“民为邦本”，不禁动容，虽未彻底废除盐铁专卖，却下令“减盐价什二，流民归乡者免租三年”。
公孙弘死后，武帝追赠他为“平津献侯”，还特意将他的故乡薛县改为“平津县”。这位布衣丞相，终以儒术改变了自己的命运，也改变了儒术的命运。
董仲舒则在元封元年寿终正寝。他死后，弟子们将他的著述与对策汇编成《董子文集》，与《春秋繁露》一同流传后世。
东汉班固在《汉书》中评价他：“推明孔氏，抑黜百家，立学校之官，州郡举茂才孝廉，皆自仲舒发之。”
而他提出的“大一统”思想，更是成为后世王朝维护国家统一的精神内核。从汉宣帝“汉家自有制度，本以霸王道杂之”，到唐太宗“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”，皆可见董仲舒儒术的影子。
这两位儒者，恰似汉武朝的“双星”：公孙弘如“匠人”，以务实的手腕为儒术搭建起“官方教育 官僚体系”的制度框架，让儒术从“私学”走向“国教”；董仲舒如“哲思者”，以深邃的思考为儒术构建起“天人合一 伦理纲常”的理论根基，让儒术从“一家之言”升为“正统之道”。没有公孙弘的制度推动，董仲舒的理论或许只会停留在书斋；没有董仲舒的理论建构，公孙弘推行的儒术或许只是空洞的政治口号。
当汉武帝晚年在轮台下诏“罪己”，承认“穷兵黩武”之过时；当汉宣帝派使者到广川祭祀董仲舒，称其“功在社稷”时；当后世的科举考生捧着儒家经典，为“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”的理想奋斗时，人们或许会想起，两千多年前，那个赶着猪群读《春秋》的布衣，与那个三年不窥园的儒者，曾以不同的方式，为中国文化埋下了“儒道正统”的种子，而这颗种子，终长成了支撑中华文明两千年的精神大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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