晨光把枪管上的刻痕照得发亮，我把它塞进帆布包，压在惠子的日记上面。包底那双染血的儿童鞋微微颤了一下，像是回应某种频率。左耳的翡翠耳坠贴着皮肤发烫，苏州评弹的调子又钻进来，这次不是阿秋哼的，是惠子的声音，断续地念着“六月六日”。
我蹲在废墟边缘，从包里取出那卷从显影槽底带出的绷带。布面发黑，菌斑在阳光下泛出油膜般的光。指尖刚碰上去，掌心突然裂开一道虚缝，硝烟涌出，1937年的雪落在手背。幻觉里，渡边站在审判庭，手里把玩的铅盒正渗出紫色雾气——和昨夜爆炸前一模一样。
钢笔拧开，笔尖挑起一小块菌斑，放进随身携带的显微镜。焦距调了三次，视野里终于清晰浮现出编号：Y-1938。
我从包夹层抽出昨天顺走的《朝日新闻》副刊，翻到角落。一张模糊的培养皿照片嵌在广告之间，放大镜压上去，编号赫然也是Y-1938。墨迹未干的标题写着：“沪上鼠疫蔓延，支那劣根性所致。”
日记本摊开在膝上，惠子最后一页的“1944年6月6日”被圈了七次。我合上本子，塞进内袋，压住那股不断上涌的灼痛。
送报车七点准时拐进虹口街口。我拦下第三辆，递上伪造的通讯稿签条，上面盖着平津日报的残印。排字工接过时，我瞥见他袖口露出半截电线，连着腰间的震动器。报社门口新增了两名持枪哨兵，巡逻路线呈Z字形，每十二分钟换岗。
我混进后厢，报纸堆里藏着一罐青霉素。阿秋的香水还留在瓶壁，我抹了一道在太阳穴，硝烟味和幻听顿时弱了几分。车停在后门卸货口，我趁人不备滑进排字厅，躲在铅字架后。
头版铅版已铸好，标题阴刻在铜模上：“鼠疫源于支那贫民窟，乃天罚也”。配图是歪斜的棚户照片，角落打了马赛克，但轮廓分明是闸北弄堂——我们昨夜炸毁的仓库就在其中。
我摸出钢笔，笔尖探进排版机侧缝。机器嗡鸣，电流微弱，但回路异常。导电测试后，笔尖在第三组齿轮后触到绝缘胶布。撬开外壳，一根导线直通地下管道，末端接在一个密封罐上。
罐体冰凉，标签印着“Y-1938”，下方小字：“鼠疫弹芯，接触空气后三小时释放”。罐底连着计时器，数字跳动：02:47:13。
空间裂纹从掌心蔓延，我将罐子推入。三罐青霉素反向置换出来，滚落在地。我迅速拆开一罐，倒入油墨槽。药液与黑墨交融，泛起细密气泡，顺着导墨管爬向铅版。
印刷机启动前五分钟，我潜到油墨房，把第二罐青霉素注入主供墨管。药液流动极慢，但已足够。我退到排风口，听见编辑部传来快门声——日军记者正在拍摄头版样张，准备发往东京总部。
第一张报纸出炉时，我正翻出送报车的夹层。司机没察觉，我把第三罐青霉素塞进夹层暗格，用一枚旧铜板压住。铜板背面刻着棺材队的暗记——三道年轮纹，和赵连长榆木腿上的刻痕一致。
印刷机轰鸣声中，我瞥见样报被递到记者手中。他皱眉，凑近看标题。原本的“天罚”二字，墨迹竟在蠕动。油墨里的青霉素与菌株蛋白发生反应，字迹扭曲、重组。
新标题浮现：“中国军民协同攻克鼠疫，青霉素显奇效”。
配图也变了。原本的棚户照片被覆盖，显影出一个模糊的医生背影，手持注射器，站在病床前。那身形，像极了我在虹口医院焚化间穿的白大褂。
记者猛地抬头，冲进排字厅。我趁机退向后巷，翻上矮墙。墙外，半截竹笛插在石缝里，笛膜未破。我取下，指尖触到内层有东西。
展开笛膜，一块染血布条裹在其中。布料是军服残片，针脚粗粝，绣着三道年轮纹，和铜板上的标记完全一致。血迹未干，显然是刚留下的。
我正要收起，远处传来急促的脚步声。两名编辑部守卫持枪冲出后门，朝印刷厅奔去。我翻身落地，布条塞进帆布包，压在儿童鞋下。
刚拐进弄堂，左耳耳坠突然剧痛。评弹声戛然而止，惠子的声音清晰传来：“他们用活人养菌，用报纸传毒，用死人……”
话未说完，空间裂纹在脚底张开。我低头，裂缝中不再是法庭或废墟，而是一间地下实验室。穿着白大褂的渡边正将一管绿色液体注入培养皿，标签上写着：“Y-1938-7”，下方附注：“宿主：陈氏血脉，第7代”。
我猛地合拢手掌，裂缝闭合。布条在掌心发烫，年轮纹仿佛在跳动。远处，送报车驶出街口，车轮碾过晨光，车底暗格里的青霉素正随着颠簸缓缓渗入下一叠报纸的油墨中。
布条一角突然裂开，露出半行针脚极密的小字，像是后来补绣的。我凑近看，只有三个字：
“别登船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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