钢笔尖在咖啡馆的桌面上点了一下，又缩回去。我转身就走，风从西边吹过来，帆布包里的铜怀表玻璃碎了，边缘蹭着衣服，沙沙地响。电影票还贴在内袋，边角被体温烘得有点发潮。可我知道，这票不是沈青禾的。
她没去看那场电影。
我拐过静安寺路的岔口，宪兵刚换岗，哨音还没散，两辆军用卡车轰地开过，尘土扬起来，扑在脸上。手腕上的裂口像藤蔓爬着走，一跳一跳地疼，像有烧红的铁丝缠着筋。我靠上电车轨道边的广告柱，从包里摸出那张染血的儿童画，背面写着“小满”，字歪歪扭扭，但看得清。我把画折成指甲盖大小，塞进袖口夹层。这孩子不饿，可我们快撑不住了。
审讯室在法租界边上一栋老楼底下，四面墙全是镜子。地下党把那个被俘的日军少佐押进来时，他已经三天没睡。军服扣子齐整，皮靴擦得反光，眼神像冻住的湖面，不动。我坐在他对面，摊开林掌柜的《千字文》残页，又把儿童画并排摆上桌。
“你们军统，也配谈清廉？”他嗓音哑，冷笑。
我点点头，从包里拿出半块压缩饼干，放在镜面桌角。闭眼，启动空间。光在镜子里晃了一下，饼干没了。少佐瞳孔猛地一缩，盯着空桌，喉结上下滑动。
我又掏出一瓶磺胺，放回原位。再闭眼，药瓶在镜中慢慢淡出，像被人用手指抹掉。少佐呼吸乱了，手死死抠住桌沿，指节发白。
“你们……不是人。”他声音压得极低。
我不答，只把手按上镜面。微光顺着指尖渗进去，镜中的影子开始扭曲——我看见自己身上突然裂开一道口子，从手腕爬到肩膀，血从袖口渗出来。少佐的倒影也在变，后颈皮肤底下浮出墨色纹路，像藤蔓缠着，隐约拼出几个字。
我睁眼，药瓶还在手里。
“静安寺路。”他突然开口，声音发抖，“文具店老板……能做通行证。”
我收起药瓶，把《千字文》折好塞回包里。少佐被带走时脚步虚浮，临出门回头看了我一眼。那一眼，不是恨，是怕。
静安寺路那家文具店藏在窄巷深处，门面旧，招牌“永兴”两个字褪得几乎看不清。我绕到后巷，雨水管锈得厉害，爬的时候铁屑掉进领子。沈青禾留的发卡卡在窗锁里，轻轻一拧，扣子弹开。我翻进去，屋里一股陈年墨水和纸张的味。
账本堆在木桌上，封面写着进货记录，翻开一看，数字排得不对劲。我用炭条拓下几行，借着后窗的光细看——是摩斯码。第三页记着“吴淞口哨卡换防时间”，第七页是“虹口军需库出货批次”。我掏出相机，对准账本。
快门刚按下去，警铃炸响。
我立刻启动空间，账本刚滑进裂缝，手腕猛地一撕，疼得眼前发黑，空间像卡住了。账本一角烧起来，冒黑烟。我抬手砸碎墨水瓶，墨汁泼向电闸，火花一闪，灯灭了。黑暗里我抓起剩下的账本碎片塞进包里，翻窗出去。
巷口传来皮靴声，两个宪兵举着手电逼近。我贴墙后退，忽然听见前面弄堂传来高跟鞋敲地的声音，急，乱。
阿秋被堵在死巷尽头，身后是三米高的砖墙。她背贴墙站着，发髻散了，旗袍肩头撕开一道口子，左耳的耳坠只剩半截，在路灯下晃。两个宪兵枪口对着她胸口。
我从包里掏出半块压缩饼干，启动空间，把它挪到她脚前三尺。野狗从暗处窜出来，扑向食物，撞翻一个宪兵。混乱中我冲进巷子，一把拽住阿秋胳膊，拖进隔壁废弃的裁缝铺。
“谁派你来的？”我压着嗓子问。
她甩开我的手，冷笑，从鞋跟抽出钢丝，反手勒住追来的暗哨脖子。那人挣扎两下，不动了。她松开钢丝，喘了口气，忽然低声哼起一段调子。
像笛声，却是人唱的。
“碧草萋萋……春山绿。”她哼着，轻得几乎听不见。
那是绍兴的《梁祝》选段。我七岁那年，祖母在堂前唱过。心里一颤，这词好像在哪听过，可一时又抓不住。
我盯着她，她不看我，低头摆弄鞋跟，把钢丝重新塞进去。她锁骨那儿，有朵樱花刺青，花瓣形状，和特高课档案里的标记一模一样。
“你怎么会唱这个？”我问。
她抬眼，眼神像刀：“你又怎么能在镜屋里让东西消失？”
我没答。她也不再问。我们一前一后走出裁缝铺，绕开巡逻队，往北区走。
路上，我从包夹层摸出少佐的军牌。借着路灯翻到背面，发现一道极细的刻痕，几乎看不见。我用指尖来回摩挲，才辨出是针扎出来的字——
“碧草萋萋春山绿。”
正是她刚才哼的那句。
我抬头看她。她走在前面半步，左耳那半截耳坠在风里轻轻晃，映着路灯光，像一滴凝固的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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