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92年的江洲市，棉纺厂的机器声越来越稀疏，取而代之的是夜市摊的叫卖声、歌舞厅的迪斯科鼓点。林夏把搪瓷缸收进柜子深处，在“夜之梦”歌舞厅找了份服务生的工作，蓝色工装换成了烫金的红色制服，领口卡得她脖子发紧。
歌舞厅的旋转彩灯把天花板照成万花筒，穿皮夹克的倒爷们围坐在卡座里，手里的大哥大像块砖头，讲起生意来嗓门盖过音乐。林夏端着托盘穿梭其间，高跟鞋踩在黏腻的地板上，总能听见“外汇券”“批文”“倒爷”这些词在烟雾里飘。
“小妹，来瓶洋酒！”一个戴金链子的男人冲她挥手，夹着烟的手指敲着桌面，“要港币结算的那种。”他身边的女人涂着猩红的指甲油，正用大哥大咯咯笑着打电话，天线在灯光下晃来晃去。
林夏把酒瓶放下，男人抽出一张绿色的纸片递给她：“小费。”那是一张皱巴巴的外汇券，上面印着长城图案，边角还带着香水味。她接过时，心里猛地一缩——这张外汇券够父亲半个月的药钱。
下班时已是凌晨，林夏把外汇券小心翼翼地缝在衬衣袖口里。路过后台时，看见陆远表姐正数着一叠钞票，其中夹杂着不少外汇券和港币。“夏丫头，”表姐抬头看见她，塞给她两颗水果糖，“今天那桌倒爷大方，给了不少小费。”
林夏剥开糖纸，甜腻的味道冲散了身上的香水味。她想起白天去医院，父亲的主治医生说，进口药效果好，但得用外汇券买。“表姐，”她犹豫着开口，“你知道哪儿能换外汇券吗？”
表姐愣了一下，随即笑了：“傻丫头，这玩意儿现在金贵着呢。你要换多少？”
回家的路上，林夏路过棉纺厂后门。陆远的暗房灯还亮着。她想起白天陆远说的话：“我在冲洗厂里最后一批留念照，机器都生锈了，可工人们笑得还跟以前一样。”她不知道，那些照片里，有没有她父亲年轻时的样子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