甘蔗，在棉纺厂日复一日的机器轰鸣里，榨出最后一点甜腥。下午五点，最后一班女工踩着自行车铃铛涌出厂门，蓝工装的后襟上还沾着棉絮，林夏就着这道人流，把折叠桌支在巷口歪脖子的老梧桐树下。
搪瓷缸在酒精炉上咕嘟作响，里头熔着从废品站淘来的废铝。林夏用竹筷拨拉着铝水，火星子溅在她洗得发白的蓝布围裙上，烫出几个焦黑的小窟窿。旁边的玻璃罐里泡着彩色丝线，是棉纺厂清理废料时她偷偷捡的，缠在碎玻璃片上，用老虎钳拗出耳环的形状。最抢手的是铝片蝴蝶——用磨钝的汤勺在模具上压出轮廓，翅膀边缘总带着毛边。
“夏丫头，又在熔‘废铁’呢？”隔壁王婶挎着菜篮路过，鼻尖凑近搪瓷缸，“这味儿呛得慌，你爸今天怎么样？”
林夏抬头笑了笑，额角的碎发被汗水粘住：“躺屋里呢，说今天太阳好，想待会儿出来晒晒。”她没说父亲今早咳得厉害，工装口袋里那张市三院的缴费单，边角已经被攥得发毛。棉纺厂上个月宣布第一批下岗名单，林卫国的名字赫然在列，三十年工龄换来了一沓粮票和少得可怜的安置费，如今全填进了医院的窟窿。
王婶叹了口气，从兜里摸出两角钱：“给我来对红丝线的耳钉，晚上跳广场舞戴。”她压低声音，“听说厂东头的李会计，昨天在夜市摆皮鞋摊，被城管追得摔了个跟斗，皮鞋撒了一地——”
话没说完，一阵自行车链条的吱呀声打断了她。林夏抬眼望去，见一个背着黑色相机包的青年停在不远处，帆布包上印着褪色的“海鸥”标志。他穿着洗得发白的蓝布衬衫，袖口卷到小臂，手腕上戴着块没秒针的上海牌手表。
是陆远。这半个月，他总在黄昏时出现在巷口，镜头像只沉默的眼睛，悄悄扫过摆摊的小贩、放学的孩子，还有她熔铝时跳动的火苗。